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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時期中日典籍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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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中日兩國有友好交往的歷史,文化交流,所涉范圍甚廣,典籍交流,則是其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中日文化交流綿亙二千年,其間,對其作出巨大貢獻的是人和書籍。非常值得記述和研究。

中國典籍向日本傳播,一般認為:晉武帝太康六年(應神天皇十六年,285),朝鮮半島百濟國的中國籍移民王仁(或稱百濟學者)應征到日本,獻鄭玄注《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并成為應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即是中國文獻典籍向日本傳播之始。日本非常重視書籍,向來把漢籍的輸入作為向中國文化學習的一種手段。中日雙方都把文獻典籍當作高品位的禮物互贈交流。在宋代,主要通過兩條途徑進行典籍交流。一是由入宋的日僧和日商攜帶回國(包括宋朝官方的贈予),二是由入日的宋僧和宋商輸往(包括日僧帶來獻給宋朝)的。諸如:宋太宗時,第一位入宋日僧奝然求得印本《大藏經》五千卷,這是當時由開封太平興國寺印經院剛出版的蜀版《大藏經》,也是宋朝贈與外國的第一部藏經。還有新譯經二百八十六卷。據奝然說,其國“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國。”奝然還帶來宋時已佚的鄭玄注《孝經》一卷、越王貞《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可見極為珍貴。又獻日人著述本國事情的《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太宗至道元年(995),宋天臺僧人源清向日本贈送《法華示珠指》等六種,同時向日方求智者大師《仁王般若經疏》、諶然《華嚴骨目》等佚書,日本天臺座覺慶復信同意交流。這種典籍交流,有往有回,成為交流的常例。

寂照在宋真宗時入宋,帶來中國佛教佚書《大乘止觀》、《方等三昧行法》等書。據楊億與寂照對問得知,其時日本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魴歌》、《老(子)》、《列子》、《神仙傳》、《朝野眾載》、《白集六帖》、《初學記》……釋氏論及疏鈔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楊億還贈與寂照印本《圓覺經》及詩文。寂照的弟子念救從宋回日,帶去折本《文選》、《白氏文集》獻給藤原道長。后來道長又把這兩書獻給后朱雀天皇。

成尋在宋神宗時入宋,其弟子賴緣等五人先回日本,帶去經論五百余卷、《大藏經》一部、成尋奏請獲得的印本新譯經二百七十八卷及其他佛書,如《蓮花心輪回文偈頌》一部二十五卷、《景德傳燈錄》一部三十三卷等,共四百十三卷冊,還有未刻的新譯經和市上搜購的內外典籍。宋神宗贈送的金泥版《法華經》一部,另有成尋所著《參天臺山記》等。

南宋時,重源和榮西(第一次入宋)同道歸國,攜帶福建刊刻的《大藏經》一部,天臺章疏三十余部。至此,傳入日本的漢文《大藏經》至少有三部之多。除第一部蜀版藏經因后來法成寺失火被燒毀外,其他版本《大藏經》現存于日本各大名寺。

俊芿返日時,帶回律宗大小部三百二十卷,天臺教學七百十六卷,華嚴章疏一百七十五卷,儒道書二百五十六卷,雜書四百六十三卷,法帖、御書、堂書等碑文拓本七十六卷,其他雜碑拓本無數,共兩千多卷。其中,儒書包括朱熹的《四書》等,故有人主張此為朱子學東傳日本之始。還有,據記載,入宋僧圓爾的藏書有三百三十九部,一千余卷,其中大多數是圓爾本人攜帶回國的。其中,有儒書二十余部(內新注儒書十一部四十二冊,有朱熹的著作)。所以,說圓爾傳入朱子學比較確切些。

盡管宋朝對典籍外出是有所限制的,但隨著中日關系的發展和商貿往來的頻繁,一些珍貴的中國典籍也被破例地輸入日本,如著名的類書《太平御覽》一千卷,就較早流入日本。上述日僧圓爾帶回的書籍中,就有宋版《太平御覽》一百零三冊,是現存《太平御覽》中最古的,存于京都東福寺。又,金澤文庫舊藏的慶元版《太平御覽》大概也是鐮倉時代輸入的,現存于宮內廳書陵部,被定為國寶。據記載,傳入日本的《太平御覽》達數十部之多。

由入日宋商和宋僧傳入日本的中國典籍也很多。例如:宋真宗景德三年(寬弘三年,1006)十月,宋商曾令文贈給藤原道長一部《五臣注文選》和《白氏文集》。1029年(長元二年)四月,關白賴道為看新到日本的書籍而赴大中臣輔親的邸宅,輔親獻唐版本《廣韻玉篇》、《白氏文集》等。可見,北宋真、仁時期,傳人日本的典籍已經不少。宋高宗紹興二十年(久安六年,1150),宋高劉文沖贈給藤原賴長《東坡先生指掌圖》、《五代史記》、《唐書》等。次年(仁平元年,1151)九月,賴長送給砂金二十作為禮金,還給劉文沖一本《要書目錄》,托他代購。

與典籍交流直接有關的是印刷術之東傳和發展。中國印刷術在唐代傳入日本,到兩宋時期,中國印刷術有新的進展,雕版印刷達于鼎盛,又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隨著宋版書籍的大量輸入,特別是有的入宋僧還將精刻的經版帶回國,對日本印刷術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精致的宋刻本作樣版,對日本雕版印刷和其后的活字印刷術的發展與高產生重大影響。日僧奝然由宋返回國后,就曾印過《法華經》一千部,此后又有多次印刷經卷的記載。

宋朝禪宗寺院不僅刊印禪書,而且把刻印的佛經禪書施人,贈與海外嗣法弟子。如宋理宗淳祐三年(寬元元年,1243),天童寺將《如凈禪師語錄》贈給日本越前永平寺道元。此風傳入日本后,日本的禪宗寺院亦紛紛仿效。所以,日本初期所刻的書籍,幾乎全是佛經。同時也就有了翻刻宋版書籍,并署有雕刻書版者(包括宋朝刻工)的名字。例如:鐮倉時代以京都為中心出版了“法華三大部”(《法華玄義》、《法華文句》和《摩訶止觀》),各卷僧俗刻工名字中,就有“大宋盧四郎”、“宋了一”等。俊茍在京都泉涌寺翻刻《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紀》四卷,弘傳律部,又刊印《佛制比丘六物圖》等翻印宋版。五山版(鐮倉時代以京都、鐮倉五山為中心,禪僧出版的宋元明翻刻本)的《雪竇和尚語錄》上,有“四明徐汝丹刊”的名字。還有宋僧兀庵普寧的《兀庵禪師語錄》,宋僧正念在壽福寺刻印的《斷際禪師心法要》和《佛源禪師語錄》等。由于印刷術的發達和當時日本文化發展的需要,刻書由內典擴展到外典,日本僧俗對刻印儒家經典也重視起來。1247年(寶治元年),有人署名“陋巷子”,復刻了宋刊(婺州本)《論語集注》十卷,一般認為,這是日本刊刻儒書之始。在鐮倉時代,日本已有精刻的復宋版書,其后在元、明、清時期,日本的刻書業有更大的發展。

如上所述,中國典籍作為文化交流的載體傳入日本由來很久,日本所藏漢籍究竟有多少?尚未有準確的統計數字。嚴紹璗教授經多年調查研究,“現在,就日本藏漢籍而言,已獲得七千余種明代與明代之前的善本資料。此數約占日本藏漢籍善本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嚴教授編著的《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鉤沉》一書,根據日本四十三個藏書所和三十八種參考書目,共著錄了宋人文集善本七百十一種。這些宋人著述雖不全是兩宋時期流入日本的,但在當時傳入日本亦不在少數。還有,漢籍輸入日本,又先后出現各種翻刻本、復宋本,有的還在中國刻版再帶回日本印刷(如蘭溪道隆的《大覺禪師語錄》等)。日本刻印的中國漢籍究竟有多少,亦尚未有完整的、準確的統計數字。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先生的《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雖是“目前,日本收錄和刻本漢籍最全也是唯一的書目”,但該《目錄》不收“醫家類”、“釋家類”和“準漢籍”。日本刻印的中國漢籍又先后不斷傳入中國,這也是一種文化的雙向交流。王寶平先生主編的《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是目前我國著錄和刻本漢籍的第一部大型專題聯合書目。

《書目》在調查了我國六十八家主要圖書館館藏的基礎上,分類著錄了三千零六十三種在華的刻本漢籍。這些漢籍,充分反映了自古以來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廣度,日本有些友好人士還主動把中國的佚書送還本國,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中日友好的體現。

但是,從以史為戒為鑒的角度而言,關于中國文獻典籍問題必須鄭重指出:根據我國北京大學著名專家嚴紹璗教授近十年來在日本進行調查考證和實地察訪,“已知在從1930年至1945年8月止的十五年間,日本軍國主義者有計劃地從中國無償劫走文獻典籍共計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五種,另有二百零九箱(內裝不知具體數字),歷代字畫共計一萬五千一百六十六幅,另有十六箱(內裝不知具體數字),歷代碑帖共計九千三百七十七件,歷代地圖共計五萬六千一百二十八幅,歷代古文物共計二萬八百九十一件。這是中國文獻史上最為慘痛的時刻,它在中國國民,特別是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上留下的傷痕,無論是現在或將來,都將使我們銘刻于心”。這種強盜式的掠奪,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自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瘋狂侵略中國的罪證之一。日本至今在教科書問題上還在掩蓋侵略,篡改歷史,某些頭面人物參拜戰爭罪犯,為其招魂,這都大大傷害中國乃至同樣被侵略過的亞洲各國人民的感情,不得不喚起國人的嚴重關注和高度警覺!歷史的經驗教訓,永遠不能忘記。

附記:

如眾所知,我國書籍出版歷史悠久,留下了豐富的寶貴古籍資源。然而,由于歷史原因,有相當一批珍籍佚散在海外。日本是目前收藏中國古籍數量最多、珍貴程度最高的國家。

據《中華讀書報》2002年5月29日(總401期)報道,日本收藏古籍的機構著名的有宮內廳書陵部、靜嘉堂文庫、尊經閣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其中又以宮內廳書陵部、靜嘉堂文庫所藏中國宋元古籍為多。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有:宋刊本七十五種、元刊本六十九種、明刊本三百三十六種,另有唐寫本六種、元抄本五種、明抄三十種,總計五百二十一種。我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員會已從中引回宋元版一百四十四種,并選擇其中十四種、一百十八冊作為第一輯交由線裝書局影印出版。它們是《初學記》、《方輿勝覽》、《花果卉木全芳備祖》、《中州集》、《詩童子問》、《論語注疏》、《正法眼藏》、《氏族大全》、《史記》、《東坡集》、《禪宗頌古聯珠通集》、《集韻》、《呂氏家塾讀書記》、《寒山詩集》。其中《方輿勝覽》、《正法眼藏》、《東坡集》、《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等,都是國內罕見的有極高收藏價值的珍藏。這一百四十四種,線裝書局將會在今后八年內出齊。附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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